成功的改革须“安民立信”

最近，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在央视热播，一曲反复吟唱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令观者如痴如醉。这部片子并非新剧，第一部四年前就播出过，其时坊间对此知之者甚少。此时登堂入室，自有特殊意味。

秦国由弱变强直至一统海内，“商鞅变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后世给予秦国的评价多以“暴政”论，并以“三世而亡”戏谑之。盖因秦朝开启的两千多年专制时代，儒家“仁政”思想是统治者倚借的主要工具。

不过，这并不妨碍商鞅变法被近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与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并列的三大变法之一。但从结果看，后两者很快以“政息人亡”告终——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和历史上的许多变法一样，商鞅变法的目标在于富国强兵。

首先，从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就是削弱传统贵族势力，给平民以公平的财产权和升迁权。奖励垦荒，“废井田、开阡陌”，改土地公有制为土地私有制，允许自由买卖;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剥夺旧贵族特权，同时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引导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这是秦军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之一。推行县制，后来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与之一脉相承，彻底瓦解了贵族的管理权。确立了因袭两千多年的官僚制管理的根基。

以上做法，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公平，从而大大增强了秦国社会的活力。

商鞅变法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强调法治。轻罪重罚。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罚处徭役三十天。执法必严。太子犯法，商鞅竟把太子傅、孝公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这也给他惹来了后面的杀身之祸。

对于法治的尊崇，保证了秦国社会有秩序地运转。既有利益引导，又有纪律保障，这样一个国家的国民组成的军队，自然是无往而不利。

成功的变法需要审时度势。战国时代，七雄互伐，变乱不息，统一不仅是国家目标，而且是民众所愿。商鞅变法正是契合这个时代特点的乱世之法、战时之法。比如“重农抑商”，重分土地，奖励农桑，而对商人课以重税，其实扼杀了经济活力。但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为土地而战，自然玩命。

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超强的实力、特别是武力，使得海内一统从不可能变为可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在秦国统一六国后，本应变乱世之法为治世之法，但秦始皇仍然沿用昔日之“严刑酷法”，“三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时隔2000多年，商鞅变法对中国当今的改革又有什么借鉴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安民立信”。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带来了物阜民丰，国力强盛，从结果看，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但是，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不公平因素，影响到社会经济进一步的稳定繁荣。消除不公平因素，持续激发民众的创造力和活力，是为“安民”。安民是导向，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立信则是保障。

面对民众对新法的疑虑，商鞅用“徙木立信”的办法“以明不欺”，建立了政府的威望，使得诸项改革法案得以顺利推行。

无论古之变法还是今之改革，过程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其中必然遭遇强大的守旧的阻力，惟其法令如山，才能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而法治精神，正是中国社会要补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