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画
今天，是汶川地震8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再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丘吉尔曾说：“建设无疑是一项需要花费多年时间的缓慢而艰巨的任务，破坏却可能是只需一日的轻率鲁莽行为。”
8年前，发生在祖国西南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造成了8万多人死亡的人间惨剧。从那时候起，一个数字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在汶川地震中，保险理赔金额仅占灾害损失的0.2%，而按照瑞再2015年的统计，全球保险理赔占自然灾害损失的比例是35%，发达国家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
即便是5年后，2013年的四川芦山地震，保险理赔金额占灾害损失比例仍不足1%。保险的钱在地震重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大。强烈的反差激起了各方对中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强烈呼吁。
近几年，随着保险地位的上升和提高，巨灾保险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商业保险为平台，以多层次风险分担为保障，建立巨灾保险制度。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按照巨灾保险主要推动部门保监会的规划，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将分三步走：第一步，2014年前完成巨灾保险的专题研究，明确制度框架；第二步，2017年年底前，完成相关部署工作，推动出台《地震巨灾保险条例》，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第三步，在2017年至2020年，全面实施巨灾保险制度，并将其纳入国家防灾减灾体系当中。
还有一些省市开始试点探索。2014年7月，深圳市政府率先购买商业保险，为市民提供巨灾风险保障；2014年11月，宁波市政府出资购买商业巨灾保险，为市民提供巨灾风险损失补偿；2015年8月，云南大理试点首个农房地震保险，填补了地震巨灾保险长期缺失的空白；2015年11月，四川乐山、绵阳、甘孜、宜宾等地启动居民住房地震保险试点。
然而星星之火，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仍需要各方协力破难。
首先，举国体制下，我国已经建立了由民政、财政、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地震、海洋、气象等多部门参与的灾害防范应急协调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巨灾风险管理机制，但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巨灾保险制度，仍需要大刀阔斧重新构建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利各项关系。立法层面，急需推动地震巨灾保险的立法进程，将地震巨灾保险纳入法制化框架；还有，建立巨灾保险基金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等等。
其次，亟须建立巨灾保险的全国统筹机制。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分布广泛，仅仅靠地方政府的热情、在几个点上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远远不够。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试点地区相邻县市发生地震，保险只能眼睁睁看着灾祸发生而无能为力的情况。
从技术上讲，我国自然灾害数据大多分散于各个省或地区，缺乏中央一级的完整数据库，这给商业保险费率厘定、精准定价、区域差别收费带来了巨大挑战，商业保险公司要么不敢保，要么收费高。建立一个中央级的自然灾害共享数据库尤感急迫。
最后，微观层面上，国民对巨灾保险的认知度非常低，制约了巨灾保险的推广。
农房地震保险试点后，记者曾到云南大理洱源县调研，当地村民只知道发生了地震，政府会给钱重建。但被问及是否愿意自己出钱购买商业地震保险时，大多村民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一个缺乏个人买方的市场，如何真正地“市场运行”？
这些难题，都需要沉下心一个一个去解决，一个一个去克服。
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缓慢而艰巨的任务”。然而，为了未来一张张不再孤独流泪的脸，和一双双不再迷茫无助的眼，我们别无选择，唯有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