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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

发布时间:2020-01-02 08:14:49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王鹏

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5亿人,需要提供适应他们需求的商业保险产品,同时要改善其他群体的保险供给。为此,要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为更有力应对老龄化提供支撑,满足群众其他保险保障需求。

为什么要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传统上一般认为,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即可成为老龄化社会。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重。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换言之,从今年开始,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大约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人。

2016年1月22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指出,中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2.1亿人里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由此可见,老龄化问题将是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直面、正视的一个长期性、艰巨性的重大课题。

当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形成的新挑战无疑就是养老问题。具体有:第一,城镇离退休人员增长过速,企业负担过重,养老金入不敷出。据统计,我国离退休人员从1978年的314万人增至2002年的4223万人,再到2017年接近1亿人,40年间增长了30多倍。然而,同期的离退休金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实际年均递增6.4%,慢于同期GDP年均递增的速度。离退休人员增长过速,而现有的保障机制发展速度跟不上,也就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

第二,城乡老人收入水平较低、增长慢。长期以来,中国城镇人均离退休金的增幅低于在岗职工工资的增幅;平均人均离退休金按可比价格计算也慢于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年均递增幅度。在一些省份,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措施补发了大量被拖欠的退休金,但至今仍然存有相当比例的离退休人员不能足额领取,其中以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天津、四川拖欠较多。据相关部门统计调查,越是退休早,收入可能越低。由于退休人员退休金增长慢、部分退休金被拖欠,使部分老人生活拮据。

此外,老人服务和养老方式面临挑战、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农村缺医少药等,都是困扰当前中国老年人群体,阻碍养老事业长足发展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呢?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是一条可行办法。

如何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为应对上述严峻挑战,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三条主要的方针。

具体地说,如何在上述三条战线上落实中央精神,切实推进具体实操层面的工作呢?其实中国不妨借鉴美国的经验。当前,美国老年贫困率12%;如果没有社保,则将是60%。若论全民贫困率,美国在发达国家算比较高的,达到7%,有几千万贫困人口。那么,美国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呢?

美国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很低、很弱;但转移支付规模很大。这是理念问题,与发展阶段无关。美国对这几千万人最贫困的阶层,国家兜底,给低保券。这些人就可以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帮助美国不断建设、完善起一个有效的、有弹性的就业市场。能够实现这一点,与美国的经济制度、工会制度也有关系。里根上台后掀起了革命,打压工会,如规定在工作场所工会是不允许活动的,所以美国工会不够强大。因此,美国人力资源管理非常发达,他们在公司、工厂来管理培训工人,严格按照市场原则管理。美国的企业高管、干部很多,形成了发达的高管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的低端市场也很发达(欧洲则不然,低于最低工资不允许雇佣)。所以,美国的低端就业岗位发达,又有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来做好管理工作,于是造就了美国中下阶层的稳定。美国的贫困群体对这个制度是最满意的,所以热情参与投票、选举。公务员群体也很稳定,对这个体制认同度很高。联邦政府公务员退休后待遇比工作时还要好,譬如工资1万美元,退休后可以接近1.5万元。甚至在公务员群体中,美国制度允许公务员从工资中提前支取工资来炒股、投资,把富余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

综上可见,美国民众对这些制度安排总体是满意的,也就在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稳定的大局。美国经验的核心部分就是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解决人民的劳动保障、失业保险以及退休金等一系列问题。

在不久前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决定指出,“中国之治”具有十三项“显著优势”。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中国将崛起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国、强国。因此,中国应该且可以在保持充分“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同样充分地汲取人类各文明的精华,借鉴他国的制度实践,用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又审慎地借鉴他山之石,最终为我所用,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在社会服务领域重点发展合适的商业保险,以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十四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仓廪殷实,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功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如何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0-01-02

□王鹏

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5亿人,需要提供适应他们需求的商业保险产品,同时要改善其他群体的保险供给。为此,要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为更有力应对老龄化提供支撑,满足群众其他保险保障需求。

为什么要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传统上一般认为,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即可成为老龄化社会。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重。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换言之,从今年开始,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大约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人。

2016年1月22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指出,中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2.1亿人里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由此可见,老龄化问题将是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直面、正视的一个长期性、艰巨性的重大课题。

当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形成的新挑战无疑就是养老问题。具体有:第一,城镇离退休人员增长过速,企业负担过重,养老金入不敷出。据统计,我国离退休人员从1978年的314万人增至2002年的4223万人,再到2017年接近1亿人,40年间增长了30多倍。然而,同期的离退休金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实际年均递增6.4%,慢于同期GDP年均递增的速度。离退休人员增长过速,而现有的保障机制发展速度跟不上,也就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

第二,城乡老人收入水平较低、增长慢。长期以来,中国城镇人均离退休金的增幅低于在岗职工工资的增幅;平均人均离退休金按可比价格计算也慢于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年均递增幅度。在一些省份,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措施补发了大量被拖欠的退休金,但至今仍然存有相当比例的离退休人员不能足额领取,其中以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天津、四川拖欠较多。据相关部门统计调查,越是退休早,收入可能越低。由于退休人员退休金增长慢、部分退休金被拖欠,使部分老人生活拮据。

此外,老人服务和养老方式面临挑战、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农村缺医少药等,都是困扰当前中国老年人群体,阻碍养老事业长足发展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呢?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是一条可行办法。

如何积极发展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为应对上述严峻挑战,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三条主要的方针。

具体地说,如何在上述三条战线上落实中央精神,切实推进具体实操层面的工作呢?其实中国不妨借鉴美国的经验。当前,美国老年贫困率12%;如果没有社保,则将是60%。若论全民贫困率,美国在发达国家算比较高的,达到7%,有几千万贫困人口。那么,美国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呢?

美国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很低、很弱;但转移支付规模很大。这是理念问题,与发展阶段无关。美国对这几千万人最贫困的阶层,国家兜底,给低保券。这些人就可以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帮助美国不断建设、完善起一个有效的、有弹性的就业市场。能够实现这一点,与美国的经济制度、工会制度也有关系。里根上台后掀起了革命,打压工会,如规定在工作场所工会是不允许活动的,所以美国工会不够强大。因此,美国人力资源管理非常发达,他们在公司、工厂来管理培训工人,严格按照市场原则管理。美国的企业高管、干部很多,形成了发达的高管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的低端市场也很发达(欧洲则不然,低于最低工资不允许雇佣)。所以,美国的低端就业岗位发达,又有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来做好管理工作,于是造就了美国中下阶层的稳定。美国的贫困群体对这个制度是最满意的,所以热情参与投票、选举。公务员群体也很稳定,对这个体制认同度很高。联邦政府公务员退休后待遇比工作时还要好,譬如工资1万美元,退休后可以接近1.5万元。甚至在公务员群体中,美国制度允许公务员从工资中提前支取工资来炒股、投资,把富余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

综上可见,美国民众对这些制度安排总体是满意的,也就在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稳定的大局。美国经验的核心部分就是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解决人民的劳动保障、失业保险以及退休金等一系列问题。

在不久前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决定指出,“中国之治”具有十三项“显著优势”。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中国将崛起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国、强国。因此,中国应该且可以在保持充分“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同样充分地汲取人类各文明的精华,借鉴他国的制度实践,用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又审慎地借鉴他山之石,最终为我所用,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在社会服务领域重点发展合适的商业保险,以最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十四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仓廪殷实,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功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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