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重疾险弥补的是工作收入损失

□记者 王方琪

我从事保险领域的报道快20年了，期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保险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

张女士是我曾经的邻居，最早认识她是在2001年，当时她刚刚生下二宝半年。张女士大学毕业，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收入稳定。大女儿十岁时，她又生下了小儿子。为了生小儿子，她从单位辞职了。当时，她丈夫在国外工作，收入丰厚，他们都认为，即使她在家做全职太太，也会给孩子们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

然而，当她生下小儿子还没满月，她丈夫在兴冲冲回家途中出车祸身亡，这位父亲甚至都没有看到过刚出生的儿子一眼。所幸，他的单位给了优厚的抚恤金，保证了剩余一家三口生活无忧。

张女士知道我是跑保险的记者，就主动和我谈起了保险。她说，保险是没啥用处的，真出了事，靠单位解决更靠谱。至于重疾险，除非得了大病，否则也没啥用。自己家里总不至于那么倒霉，碰上了意外，还能再碰上大病么？再说，得了大病还有医保呢，不到快死的时候怕是拿不到理赔金。

一转眼到了2012年，在两癌筛查中，张女士被发现罹患了乳腺癌，很快做了手术。那段时间，她一直戴着帽子出来进去，她说头发倒没掉太多，就是免疫力比较差。再过了一段时间，又碰到她，她说自己恢复得很好，复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那段时间，她真是活力充沛。由于英文水平好，她还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当了老师。

2015年的一天，楼上一位大妈告诉我，张女士去世了，癌症复发。我很惊讶，不是说恢复良好么？大妈说，可能是后期疗养不够好。毕竟两个孩子都上学，她的收入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怜了两个孩子！”大妈说。那时，大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小儿子还在上中学。

我沉默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时常会想，如果张女士拥有一份保额比较高的重疾险会怎样呢？她还会在手术后不久就匆匆忙忙出去工作么？

这些年，我对重疾险的认知是逐步深入的。因为看到过许多保险理赔的案例，我不再认为风险的发生都是故事。

这些年，每次想到张女士的故事，我都会想到关于重疾险起源的那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最早是听《重疾不重》作者丁云生讲的。丁云生和重大疾病保险的创始人——南非的马略·伯纳德医生有一段渊源。多年前，丁云生离开医院到保险公司做保险营销员时曾经和马略·伯纳德医生有一面之缘。

1983年，全世界第一张重疾险保单在南非的诞生，其起源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马略·伯纳德常常会讲他和一位肺癌患者的故事，那位患者是一位有两个孩子要抚养的离异单身母亲。马略·伯纳德曾为这位母亲做过治疗，治疗之后这位母亲却没有很好地休养，她为了给孩子留下积蓄，为了赚足汽油费、房租还有教育基金努力工作。两年后，这位母亲去世了。

马略·伯纳德非常感慨，他常说，医学只能挽救一个人的生理生命，却不能挽救一个家庭的经济生命。他从医50余年，从1983年起，在世界各地推进重大疾病保险的发展。

在丁云生看来，这位母亲并不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是出院之后的康复要经过5年时间，她当时的经济压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她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和抚养费用。二是她要继续支付自己的康复费用。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她没办法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他认为，重疾险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不是一个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是工作收入损失的问题，是要帮助患者，尤其是恶性肿瘤患者最大可能挺过五年的问题。

因此，在丁云生的字典里，重疾险直接会被翻译为“工作收入损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