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政策优势 对冲输入性风险

□孙兆东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主要国家都积极行动，不惜动用货币、财政、应急等政策，对冲疫情对本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越来越大的风险。以美国为例，美国政策应急举措无可厚非，其目的在于缓解企业还债压力、降低市场流动性风险，满足家庭和企业信贷需求，规避实体经济衰退风险。但笔者认为，顶级货币或主要货币国家政策调整及金融市场的振荡，都会产生溢出和传导效应，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政策的输入性风险，并做出预判和科学应对。

3月，全球金融市场起伏动荡。当前在全球降息周期和低利率的大趋势下，一些国家央行将进一步跟随美联储调整，加速低利率进程。2020年以来，美联储两次降息，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多个发达经济体央行纷纷跟进。从全球央行来看，密集的降息、降准、量化宽松和流动性释放，带来资本市场对不确定性的进一步担忧，确认了新一轮宽松周期的到来。低利率、负利率和流动性宽松真能化解发达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吗？财政货币政策发力，能否支撑起不确定的疫情后经济复苏？这些都将成为难解之题。然而，任何政策对冲或许都会有后遗症，所以会令战略家和学者们对未来全球经济产生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中美贸易依赖性和互补性仍较强，美元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调整，势必会影响到人民币及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讲，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必然也将带来冲击与挑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量化宽松的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美元疲软中国经济面临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风险。二是利差影响，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如果中国货币政策没有同步调整，人民币会带来升值预期，由于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预期，会吸引短期国际资本大举流入。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首先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进一步累积，加大央行冲销压力。如果冲销不完全，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会推高中国的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三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由于资金的输入将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显著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而随着疫情情况的有效防控和缓解，又将面临中长期的重要调整，如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国际资本由流入变为流出，这可能导致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跌风险、人民币面临短期贬值压力，以及外汇储备存量下降风险；此外，美元走强或走弱，也将对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波动，凡此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通胀或通缩压力。

为更好地应对外部政策急剧变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各种不利冲击，建议应该采取有效的应对对策。首先，中国政府应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来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如通过加强外管局、海关与商务部的联网核查，可以更准确地甄别通过贸易渠道转移定价流入的短期资本；通过加强外管局、商务部与商业银行的联网核查，可以更好地跟踪FDI资本金与外债结汇后的真实流向。鉴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在当前环境下应该注意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与风险。其次，应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如果美元继续走软，较快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输入性通胀的冲击。如果美元显著走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期内显著贬值，有效管控好波动，更强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抑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

总之，时至21世纪20年代，全球化业已发展得较为充分，尽管由于疫情隔离、关税壁垒、贸易摩擦等情况发生，但短期内无法改变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布局的大格局。疫情引发了一些国家反思应恢复本国制造业，如制造口罩和防护服。应该看到的是，疫情是短期的，从规模经济和成本效益比来看，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应或都能建设全产业链。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形成的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格局，加上新技术、原有产业持续升级等因素，短时间难以根本改变，因此全球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是疫情无法阻断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美国及全球疫情的阶段性不同，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要科学研判，做好预期管理，避免输入性政策陷阱。应以恢复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治本之策出发。既不盲动，也不过于保守，统筹考虑，抓住实际需要，立足长远，有效发挥政策优势对冲复杂风险。

（作者系《世界的人民币》作者、建行大学科研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