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策 积极推动“新基建”落地

□张礼卿

面对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除各国积极应对以外，各类国际组织正在加紧形成联合应对措施。3月13日，联合国基金会、瑞士慈善基金会与世卫组织共同创建了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团结应对基金，以广泛募集资金，支持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协助各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疫情。3月16日，G7国家领导人在视频会议中同意进行更密切合作。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准备好调动1万亿美元贷款能力用于抗击疫情，将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无息贷款，向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约400亿美元低利率贷款等。预期G20等国际性组织也会陆续采取联合性的行动，共同抗击疫情。

结合国际形势和中国已采取的措施，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稳妥处理好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之间的关系。当前，总体疫情已开始趋于平稳。但由于境外蔓延态势日趋严重，对于“输入型”病例的出现仍需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应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快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为避免控制疫情和保持增速之间的矛盾，建议决策部门适当降低2020年经济增速预期。

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满足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正如我们在先前的疫情研究报告中指出，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冲击，在各种政策选项中，财政政策应居于优先地位，发挥核心作用。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大约为3%，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仍有一定政策空间。可考虑将202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至4%，并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

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新基建”项目落地。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对于加快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幅增加财政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努力缓解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瓶颈。据有关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为6.6%，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10%以上。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卫生支出额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成功转变，应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和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较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疫情的举措，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长远政策选项。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对受疫情冲击严重、但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企业直接给予补贴。

面对疫情冲击，应考虑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继续增加流动性释放，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于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要求银行减免利息是不可取的。但是，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释放更多流动性，可以为银行对这些企业进行展期甚至提供必要的新增贷款创造条件。

积极制定应对措施，尽量避免全球产业链向外转移。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国内一些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加快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链的步伐。疫情暴发后，由于很多城市加强了交通管制，一些城市进行了“封城”，导致对全球产业链依赖较深的企业（包括汽车、电子、制药等）产销遇到严重困难，大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这种局面有可能促使更多外商投资企业撤离，加大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钩”风险。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出台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扶持措施，在税收、信贷、外汇等方面提供临时性政策支持。

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在短期内可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扩张空间都是有限的，必须充分考虑扩张性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事实上，通过加大市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积极性，切实保护其投资信心，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而且其积极影响更为持久。

（作者系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