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该加强政策协调

□周茂华

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评价各国大规模刺激措施时指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但这也不是最后晚餐”。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冲击，短短半年时间各国已相继出台规模空前的财政金融政策。欧美主要经济体推出了数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欧美主要央行开动“印钞机”，无限量供应货币流动性。尽管中国央行协同财政也推出了大规模纾困、托底政策，但相对于欧美主要央行政策力度相对克制。

如果能通过央行印钞解决所有问题、创造财富，那么发展经济就将变得简单。

从历史经验看，欧美量化宽松政策在缓解市场流动性枯竭，稳定金融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一般情况下，流动性危机先于金融、经济危机。但欧美非常规政策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结构失衡问题，对有效需求提振极为有限，最直接体现是欧美主要经济体物价长期偏离2.0%目标，经济增长乏力。即便在本次疫情暴发前，欧、日经济仍游走在通缩边缘，且欧美非常规政策导致全球债务与资产泡沫风险不断累积。

欧美主要央行实施低利率、超宽松货币环境实际是鼓励政府、私人部门大量举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由2009年不足11万亿美元上升至目前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20%，近10年债务上升规模是前半个世纪总和；2020年一季度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激增11.7%，美联储加大低评级债券购买导致垃圾债市场供需两旺。在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联储类似于全球央行，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美联储非常规政策导致低成本美元在全球泛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快速上升。另外，在全球疫情、经济前景不明朗的环境下，欧美主要央行释放流动性大部分流入股票、债券与房地产等金融资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等经济体在失业率飙升、经济衰退情况下，风险与无风险资产价格却在高歌猛进。

从中长期看，欧美非常规政策还会衍生出诸多问题。

全球经济脆弱性增加。偶发冲击或黑天鹅事件容易导致全球市场剧烈波动，并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油价暴跌导致美国高负债油企面临破产风险并可能危及中小金融机构稳定；部分经济结构单一、双赤字严重、债务外源性融资依赖高与政局不稳定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外汇贬值、资本外流、经济衰退风险；欧美央行政策外溢性还体现在，欧美央行推出非常规政策，2014年美联储暗示要退出非常规政策，一度造成部分新兴市场“恐慌”，出现市场动荡、资本外流与外汇贬值情况。

加剧财富分配不平衡。由于欧美主要央行非常规政策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快速增长的财富并未惠及大众，主要是这些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攀升至0.49，贫富差距创50年来最高，美国最富裕的前10%家庭占全美家庭净资产近75%；受疫情影响，美国失业率飙升，而美联储印钞，美股等金融资产飙升，将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警惕被忽略的通胀风险。过去10年，欧美主要央行开动印钞机并未有效推升物价，通胀威胁似乎被遗忘。但本次疫情下央行货币政策传导与疫情对供给端影响有所不同，由于疫情对经济供给、需求端都构成冲击，欧美主要央行除了无限量供应流动性，还转变最后贷款人角色，协同财政政策，通过创设货币政策工具加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给民众直接派现等。另外，疫情对供给端产生严重冲击，可以预期，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影响范围越广，将有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倒闭，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越大，供给下滑可能导致人们对通胀前景预期逆转。

当前形势，各国最为迫切就是协同抗疫、遏制疫情蔓延，避免疫情对实体经济与就业造成的永久性伤害；在宏观政策方面加强协调，欧美经济体宏观政策主要依据本国经济形势进行调控，但欧美的非常规政策也会通过其他方式（海外需求下滑、市场动荡等）对其自身产生“负反馈”效应，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亦将削弱欧美经济发展潜力，各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宏观政策协调，节省“子弹”、提升政策质效。

（作者系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