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观点王永利：包商银行破产清盘具有重要标杆意义
发布时间：2020-08-17 09:37:19 作者：王永利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包商银行被接管并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都是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的重要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王永利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根据前期清产核资与相关工作结果，包商银行即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家经由司法破产程序完成清盘退出的商业银行（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但该行并未进入司法破产程序，而是走的行政清理程序），是我国推动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推动货币金融高质量健康发展具有标杆性重要意义。
加强金融机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并实施行政清理之后，20多年来，包商银行成为第一家被监管部门接管并进入破产清盘程序的商业银行。这一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被接管和清盘处置的也并不多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建设成为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明显短板。
现在，宏观形势深刻变化，金融风险非常突出，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在所难免，亟须加强金融机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不断升温到明显过热的势头遇到巨大冲击，也使得急速发展的金融所积累的矛盾与风险集中暴露，1998年不得不实施深刻的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关系从地方脱离出来，实施中央垂直管理，削弱地方党政对金融工作，特别是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国有银行加快向商业银行转化；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业务，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推动结算办法改革，清理社会资金拖欠（“三角债”）等。
在加强治理整顿的同时，国家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自1999年开始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将其转化为产业开发，引入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加快发展，政府则将资源转为收入（资源性收入）、收入扩大投资、投资增加杠杆，推动经济进入2000年明显止跌回升，为中国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2001年入世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也重新开始加快发展，即使到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由于中国很快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长。
到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出现重大转变，成为重要拐点，主要表现为：
财政收入结构深刻转变。1999年三大改革推动之后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财政收入增幅不断提高，政府及社会的债务负担不断减轻，优惠政策不断加强。但从2015年开始，全国总体上资源性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带动财政收入增幅收缩，财政开支的压力明显增强。为此，除强化税费征管外，政府不得不扩大债务，政府债务规模随之快速扩大。
货币投放结构深刻变化。从2000年开始，央行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外汇占款）快速增长，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万亿元，成为这一时期货币投放最主要的因素（外汇占款转化为存款，可以支持贷款增长）。但从2014年6月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出现收缩态势，到2016年末减少了近6万亿元，并相应减少银行存款。在基础货币收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新的货币投放就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使得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银行流动性紧张情况下，央行又不得不扩大对银行的资金拆放，银行和全社会融资成本随之提高。
2015年股市大涨到爆发股灾留下严重后遗症。2014年下半年开始，为充分调动社会资金潜力，扩大股权资金投入，抑制社会负债率快速攀升，国家大力推动股票市场发展，在互联网金融穿透支持下，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入股市，股市指数大幅上涨，到2015年中爆发股灾，留下严重后遗症：资金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与影子银行野蛮发展，企业金融集团（如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等）结构复杂且关联交易众多，金融市场基础遭受破坏，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系统性风险大量产生，至今仍在暴露。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至少需要3-5年时间才能走上新的轨迹。如果2015年是中国转型调整真正拐点的话，那么2018-2020年就是最为关键、最具挑战的时期。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大量暴露，给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2015年之前金融快速发展，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局面逐渐发生重大转变。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经济金融带来新的冲击。
在采取极端措施、付出极大努力之后，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胜利，但现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压力仍然存在，尚未完全解除。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严重下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受内外需和疫情影响，现在很多企业的经营与现金流受到很大影响，尚未完全摆脱困境。
金融业则面临大力支持全国抗疫（扩大贷款、降息减费、减免债务等）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的艰难选择，很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大幅反弹，资金流动性面临巨大压力，盈利能力严重弱化（2020年金融体系要给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不少金融机构经营发展非常困难，一些企业财团控制的金融机构面临更大压力。
上述结构性因素与突发性事件相互叠加，使中国金融面临前所未有之巨大挑战，防范环境重大金融风险的压力非常突出，金融体系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退出机制维护货币质量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除央行购买黄金、国际货币（硬通货）作为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外，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即货币投放、货币总量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主体对银行负债的扩张。由此，社会债务的质量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币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中存在大量坏账损失没有得到确认与核销，就意味着已经投放到社会上的货币就有很多没有真实的社会财富予以对应，就存在着货币真实的超发，就存在着货币币值、通货膨胀的风险。
因此，为维护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全社会的财务约束，真实反映资产负债的质量，及时确认与核销不良资产与负债，相应核销超发的货币。为此，不仅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应及时进行资产重组或破产清盘，而且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同样应该如此。一味地维稳、大量维护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或金融机构，整个货币的质量与金融体系的素质就势必受到严重削弱。
所以，推动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建设，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也是维护货币质量，促进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性举措。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社会及同业关联性很强，对金融机构实施破产或重组的复杂性非常高，需要积极稳妥推进。
在包商银行的处置上，由存款保险基金和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对个人储蓄存款以及500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的本息实行全额保障，对5000万元以上大额机构债权最后也提供了平均90%的保障，这种保障程度，不仅高于2004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时期的保障水平，与国际上同类型机构风险处置时的债权保障程度相比，也是很高的水平，有利于保持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
总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严肃性、金融机构应急处置的相关法规建设等还存在不足，有待认真总结，尽快建立健全。
（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包商银行被接管并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都是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的重要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王永利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根据前期清产核资与相关工作结果，包商银行即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家经由司法破产程序完成清盘退出的商业银行（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但该行并未进入司法破产程序，而是走的行政清理程序），是我国推动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推动货币金融高质量健康发展具有标杆性重要意义。
加强金融机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被人民银行宣布关闭并实施行政清理之后，20多年来，包商银行成为第一家被监管部门接管并进入破产清盘程序的商业银行。这一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被接管和清盘处置的也并不多见。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应急处置和退出机制建设成为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明显短板。
现在，宏观形势深刻变化，金融风险非常突出，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在所难免，亟须加强金融机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不断升温到明显过热的势头遇到巨大冲击，也使得急速发展的金融所积累的矛盾与风险集中暴露，1998年不得不实施深刻的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关系从地方脱离出来，实施中央垂直管理，削弱地方党政对金融工作，特别是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国有银行加快向商业银行转化；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业务，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推动结算办法改革，清理社会资金拖欠（“三角债”）等。
在加强治理整顿的同时，国家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自1999年开始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将其转化为产业开发，引入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加快发展，政府则将资源转为收入（资源性收入）、收入扩大投资、投资增加杠杆，推动经济进入2000年明显止跌回升，为中国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2001年入世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也重新开始加快发展，即使到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由于中国很快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影响力，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大幅增长。
到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出现重大转变，成为重要拐点，主要表现为：
财政收入结构深刻转变。1999年三大改革推动之后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占比不断提升，财政收入增幅不断提高，政府及社会的债务负担不断减轻，优惠政策不断加强。但从2015年开始，全国总体上资源性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带动财政收入增幅收缩，财政开支的压力明显增强。为此，除强化税费征管外，政府不得不扩大债务，政府债务规模随之快速扩大。
货币投放结构深刻变化。从2000年开始，央行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外汇占款）快速增长，从1999年末的1.41万亿元增长到2014年5月末的27.3万亿元，成为这一时期货币投放最主要的因素（外汇占款转化为存款，可以支持贷款增长）。但从2014年6月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出现收缩态势，到2016年末减少了近6万亿元，并相应减少银行存款。在基础货币收缩，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新的货币投放就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使得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银行流动性紧张情况下，央行又不得不扩大对银行的资金拆放，银行和全社会融资成本随之提高。
2015年股市大涨到爆发股灾留下严重后遗症。2014年下半年开始，为充分调动社会资金潜力，扩大股权资金投入，抑制社会负债率快速攀升，国家大力推动股票市场发展，在互联网金融穿透支持下，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流入股市，股市指数大幅上涨，到2015年中爆发股灾，留下严重后遗症：资金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与影子银行野蛮发展，企业金融集团（如明天系、安邦系、华信系等）结构复杂且关联交易众多，金融市场基础遭受破坏，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系统性风险大量产生，至今仍在暴露。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至少需要3-5年时间才能走上新的轨迹。如果2015年是中国转型调整真正拐点的话，那么2018-2020年就是最为关键、最具挑战的时期。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大量暴露，给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2015年之前金融快速发展，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局面逐渐发生重大转变。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经济金融带来新的冲击。
在采取极端措施、付出极大努力之后，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胜利，但现在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压力仍然存在，尚未完全解除。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严重下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受内外需和疫情影响，现在很多企业的经营与现金流受到很大影响，尚未完全摆脱困境。
金融业则面临大力支持全国抗疫（扩大贷款、降息减费、减免债务等）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的艰难选择，很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大幅反弹，资金流动性面临巨大压力，盈利能力严重弱化（2020年金融体系要给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不少金融机构经营发展非常困难，一些企业财团控制的金融机构面临更大压力。
上述结构性因素与突发性事件相互叠加，使中国金融面临前所未有之巨大挑战，防范环境重大金融风险的压力非常突出，金融体系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退出机制维护货币质量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除央行购买黄金、国际货币（硬通货）作为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外，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派生货币，即货币投放、货币总量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主体对银行负债的扩张。由此，社会债务的质量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币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中存在大量坏账损失没有得到确认与核销，就意味着已经投放到社会上的货币就有很多没有真实的社会财富予以对应，就存在着货币真实的超发，就存在着货币币值、通货膨胀的风险。
因此，为维护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全社会的财务约束，真实反映资产负债的质量，及时确认与核销不良资产与负债，相应核销超发的货币。为此，不仅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应及时进行资产重组或破产清盘，而且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同样应该如此。一味地维稳、大量维护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或金融机构，整个货币的质量与金融体系的素质就势必受到严重削弱。
所以，推动商业银行退出机制建设，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也是维护货币质量，促进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性举措。
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社会及同业关联性很强，对金融机构实施破产或重组的复杂性非常高，需要积极稳妥推进。
在包商银行的处置上，由存款保险基金和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对个人储蓄存款以及5000万元（含）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的本息实行全额保障，对5000万元以上大额机构债权最后也提供了平均90%的保障，这种保障程度，不仅高于2004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时期的保障水平，与国际上同类型机构风险处置时的债权保障程度相比，也是很高的水平，有利于保持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
总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严肃性、金融机构应急处置的相关法规建设等还存在不足，有待认真总结，尽快建立健全。
（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