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公司在崛起
发布时间：2020-10-19 09:04:38 作者：王文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王文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瓦解原有的治理体系，国际权力结构进一步碎片化、分层化、区域化。正如笔者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中讲到，由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已终结，国际秩序不可能由G2、G7或G20主导，而是有n种力量在不同层面影响或主导着全球不同的事态，即Gn。
换句话说，Gn的力量不局限于传统大国，更有区域强国、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意见领袖、智库、媒体等，组成了交叉重叠的国际权力网络，模糊化了全球权威归属，突破了主权归属权益，削弱了传统政治结构。全球化呈现了比过去更复杂的境况，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跨国公司的崛起。
公司的崛起或许是过去8个月人们沉浸在恐怖与消极情绪中的另一面。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政府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许多国家因此陷入经济衰退、政治困境、社会混乱，但多数跨国大公司却都从中受益。
2020年，全球市值前100的公司规模，80%以上都呈现增长趋势，市值前十大公司增长超过20%。以9月17日为例，苹果公司市值1.9万亿美元，比2019年8960亿美元增长了210%；微软公司1.55万亿美元，比2019年9050亿美元增长了165%。这种增长趋势仍在持续。
相比之下，各国GDP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6月底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速为-4.9%，此前的预期为-3%；美国GDP增速为-8.0%，低于此前预期-5.9%；欧元区GDP增速为-10.2%，低于此前预期-7.5%。除了中国、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外，2020年超过170个国家GDP都将出现负增长。
不可否认，这场1945年来最大的人类危机导致经济增长的K形分化，金融业、美国五大科技巨头（FAANG）、物流、速消品、在线教育利润暴涨；而旅游业2020年减幅79%。奢侈品（包括化妆品、饰品）、文娱体育类持续低迷。
很不幸，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处在K形的下面半个区间中。全球贸易严重萎缩，根据此前WTO预测，2020年将处于-13%至-32%。各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将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下方。
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全新问题是，在危机中，公司的韧性或许比国家更强大。人类历史上至少有3家1000年以上历史的公司，分别是成立于705年的日本西山温泉庆云馆、成立于803年的奥地利萨尔斯堡Stiftskeller餐厅、始于公元900年的爱尔兰阿斯隆市Sean酒吧。有数百年历史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200年以上的家族企业也不少。
但大家想象一下，500年历史以上的国家有多少呢？200年以上的政府呢？或许我们能用手指数出来。
学术界曾关注过公司破产与国家兴衰，但却是分学科讨论，商学界更关注公司运营与成败；而国际政治学界在讨论国家兴衰。但似乎人们都没有讨论过公司、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组织形态，到底对人类发展意味着什么？
公司的出现晚于国家，但公司在未来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在当下，那些顶级跨国大公司的市值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全球市值排名前5位的公司市值都可以排入国家GDP排名的前20位。
国家衰弱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市值排名前100位的公司都能挤进全球GDP前65位！而GDP排名65位后的国家经济规模连全球百大公司的市值都不如。换句话说，约三分之二的国家经济规模比不过全球公司100强。
更糟糕的是，全球化推动着国家的“碎片化”。1945年，联合国只有51个成员国，2009年则变成了192个，至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或自称是“国家”但尚未被广泛接纳的国际行为体。冷战结束以后，信息化革命、跨国文化与意识形态传播、航运网络的发达都极度缩短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国家分裂却仍在继续。过去30年，苏联、南斯拉夫、苏丹、捷克斯伐洛克、乌克兰都分裂了，下一波可能还有英国、西班牙，甚至在美国也有呼吁州独立的声音。
世界上约有4000个民族，只有一半国家的人口是由75%以上的单一种族组成，约有90个国家人口在500万以下，约有30个国家人口在50万以下，多数超小国家如卢森堡、塞舌尔、多米尼克等经济规模本身就像是一家小公司。
很明显，公司将越来越强大，国家则越来越碎片化。通过兼并、重组、投资，现在已有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公司，可以想象，不会超过20年，世界最大公司的市值一定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的GDP。而那些小国家可能会越来越被公司所控制。
这个问题的思考仍需深入。透过疫情可以发现，在危机时刻中，公司调整与改革的速度明显快于国家。在和平年代，公司进取心也要高于国家。当然，公司的竞争残酷性与更新换代速度也快于国家。
2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曾思考过“国家的消亡”，后来，卡尔·马克思坚信，国家与阶级都终将消亡。20年前，亚历山大·温特等国际关系学者就曾讨论过“国家会像人一样吗”，他的意思是，国家会不会生、老、病、死？目前看来，国家的确是有寿命的。苏联寿命仅有69岁，南斯拉夫寿命仅有74岁。
从这个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促使人们萌生关于组织治理模式的新思考。从理论上讲，多数公司实行的是精英主义原则下的股权治理、绩效评判制度。谁股权多，谁管理能力好，就由股权多的股东推选来治理公司。多数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前的西方选举民主制牵引下，变成了平民主义原则下的均权治理、程序评判制度。谁得到选票，谁能当国家领导人，而平时则需要按程序来做事，程序第一，好坏第二。
从数量上看，好的公司不少，但好的国家却越来越少。把公司与国家相比较，肯定是一个新题目，也是一个受争议的主题。但应该没有争议的一点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启发我们思考人类治理模式时，历史重新开始，而不是终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王文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瓦解原有的治理体系，国际权力结构进一步碎片化、分层化、区域化。正如笔者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中讲到，由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已终结，国际秩序不可能由G2、G7或G20主导，而是有n种力量在不同层面影响或主导着全球不同的事态，即Gn。
换句话说，Gn的力量不局限于传统大国，更有区域强国、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意见领袖、智库、媒体等，组成了交叉重叠的国际权力网络，模糊化了全球权威归属，突破了主权归属权益，削弱了传统政治结构。全球化呈现了比过去更复杂的境况，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跨国公司的崛起。
公司的崛起或许是过去8个月人们沉浸在恐怖与消极情绪中的另一面。新冠肺炎疫情让各国政府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许多国家因此陷入经济衰退、政治困境、社会混乱，但多数跨国大公司却都从中受益。
2020年，全球市值前100的公司规模，80%以上都呈现增长趋势，市值前十大公司增长超过20%。以9月17日为例，苹果公司市值1.9万亿美元，比2019年8960亿美元增长了210%；微软公司1.55万亿美元，比2019年9050亿美元增长了165%。这种增长趋势仍在持续。
相比之下，各国GDP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6月底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速为-4.9%，此前的预期为-3%；美国GDP增速为-8.0%，低于此前预期-5.9%；欧元区GDP增速为-10.2%，低于此前预期-7.5%。除了中国、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外，2020年超过170个国家GDP都将出现负增长。
不可否认，这场1945年来最大的人类危机导致经济增长的K形分化，金融业、美国五大科技巨头（FAANG）、物流、速消品、在线教育利润暴涨；而旅游业2020年减幅79%。奢侈品（包括化妆品、饰品）、文娱体育类持续低迷。
很不幸，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处在K形的下面半个区间中。全球贸易严重萎缩，根据此前WTO预测，2020年将处于-13%至-32%。各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将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下方。
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全新问题是，在危机中，公司的韧性或许比国家更强大。人类历史上至少有3家1000年以上历史的公司，分别是成立于705年的日本西山温泉庆云馆、成立于803年的奥地利萨尔斯堡Stiftskeller餐厅、始于公元900年的爱尔兰阿斯隆市Sean酒吧。有数百年历史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200年以上的家族企业也不少。
但大家想象一下，500年历史以上的国家有多少呢？200年以上的政府呢？或许我们能用手指数出来。
学术界曾关注过公司破产与国家兴衰，但却是分学科讨论，商学界更关注公司运营与成败；而国际政治学界在讨论国家兴衰。但似乎人们都没有讨论过公司、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组织形态，到底对人类发展意味着什么？
公司的出现晚于国家，但公司在未来的生命力却越来越强。在当下，那些顶级跨国大公司的市值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全球市值排名前5位的公司市值都可以排入国家GDP排名的前20位。
国家衰弱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市值排名前100位的公司都能挤进全球GDP前65位！而GDP排名65位后的国家经济规模连全球百大公司的市值都不如。换句话说，约三分之二的国家经济规模比不过全球公司100强。
更糟糕的是，全球化推动着国家的“碎片化”。1945年，联合国只有51个成员国，2009年则变成了192个，至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或自称是“国家”但尚未被广泛接纳的国际行为体。冷战结束以后，信息化革命、跨国文化与意识形态传播、航运网络的发达都极度缩短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国家分裂却仍在继续。过去30年，苏联、南斯拉夫、苏丹、捷克斯伐洛克、乌克兰都分裂了，下一波可能还有英国、西班牙，甚至在美国也有呼吁州独立的声音。
世界上约有4000个民族，只有一半国家的人口是由75%以上的单一种族组成，约有90个国家人口在500万以下，约有30个国家人口在50万以下，多数超小国家如卢森堡、塞舌尔、多米尼克等经济规模本身就像是一家小公司。
很明显，公司将越来越强大，国家则越来越碎片化。通过兼并、重组、投资，现在已有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公司，可以想象，不会超过20年，世界最大公司的市值一定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的GDP。而那些小国家可能会越来越被公司所控制。
这个问题的思考仍需深入。透过疫情可以发现，在危机时刻中，公司调整与改革的速度明显快于国家。在和平年代，公司进取心也要高于国家。当然，公司的竞争残酷性与更新换代速度也快于国家。
2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曾思考过“国家的消亡”，后来，卡尔·马克思坚信，国家与阶级都终将消亡。20年前，亚历山大·温特等国际关系学者就曾讨论过“国家会像人一样吗”，他的意思是，国家会不会生、老、病、死？目前看来，国家的确是有寿命的。苏联寿命仅有69岁，南斯拉夫寿命仅有74岁。
从这个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促使人们萌生关于组织治理模式的新思考。从理论上讲，多数公司实行的是精英主义原则下的股权治理、绩效评判制度。谁股权多，谁管理能力好，就由股权多的股东推选来治理公司。多数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前的西方选举民主制牵引下，变成了平民主义原则下的均权治理、程序评判制度。谁得到选票，谁能当国家领导人，而平时则需要按程序来做事，程序第一，好坏第二。
从数量上看，好的公司不少，但好的国家却越来越少。把公司与国家相比较，肯定是一个新题目，也是一个受争议的主题。但应该没有争议的一点是，当新冠肺炎疫情启发我们思考人类治理模式时，历史重新开始，而不是终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