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十四五”筑基“双循环”
发布时间：2020-11-02 09:06:15 作者：程实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程实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此为起点，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行动清单进一步明确，正式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践。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有望成为“双循环”的关键筑基阶段。国内市场所驱动的内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所驱动的升维发展，预计成为“十四五”时期“双循环”建设的核心抓手和强劲引擎，承担起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职能。
“十四五”时期是筑基“双循环”的关键阶段。位于新旧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接点，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反映出大国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普遍规律。其一，历史进程相似。美国于1870年进入“外循环”相对主导阶段，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那么“外循环”相对主导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十四五”时期将是打造中国“双循环”的关键阶段。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新兴的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面对全球疫情压力，中国经济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复苏轨道，将大概率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望未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十四五”时期将是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历史机遇期。
基于这一“历史-全球”的宏观大背景，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内容，笔者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预计将聚力于以下两大核心抓手，奠定并不断完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第一，建设国内市场，强化内生发展。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以内促外、由内而外是撬动战略发挥效能、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中国是区域和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枢纽，并且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日益成为全球“供给-需求”的双中心。展望“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二项具体举措之一，突出了“双循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和内生发展的重要性。从总量上看，2018年中国创造了全球GDP的16.1%，但最终消费仅为12.1%，“产出占比”与“消费占比”剪刀差也意味着潜在的内需增长空间；从结构上看，未来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有助于在“全面促进消费”的基础上“拓展投资空间”，加快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此为基准情景测算可知，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顺应这一趋势，笔者认为，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其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更加普惠、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其三，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时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第二，培育数字经济，引领升维发展。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以“升维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将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经济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未来进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数字经济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人口素质红利”，打造新维度的供求循环。其二，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融合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其三，经济治理数字化。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天花板”，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力度与精度。
对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相并列，并明确提及“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从具体的方向看，全会提出了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笔者认为，随着“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战略性布局的确立，“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自然成为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最主要驱动。从顶层设计看，“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规划中最重要的关切与竞争力来源之一。展望未来，随着新基建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数字经济会迎来革命性创新，具体表现为经济参与主体实现普遍的数字化转型，而数字技术也成为社会生活质量升级的重要基石。下一个五年，数字中国将勾画出清晰的经济转型轨迹，从资源循环和资本流动的角度，植根于亚太、辐射全球的中国科技崛起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投资主线，而提速的金融开放也有望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与科技腾飞形成正反馈。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此为起点，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行动清单进一步明确，正式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践。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有望成为“双循环”的关键筑基阶段。国内市场所驱动的内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所驱动的升维发展，预计成为“十四五”时期“双循环”建设的核心抓手和强劲引擎，承担起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职能。
“十四五”时期是筑基“双循环”的关键阶段。位于新旧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接点，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反映出大国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普遍规律。其一，历史进程相似。美国于1870年进入“外循环”相对主导阶段，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那么“外循环”相对主导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十四五”时期将是打造中国“双循环”的关键阶段。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新兴的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面对全球疫情压力，中国经济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复苏轨道，将大概率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望未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十四五”时期将是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历史机遇期。
基于这一“历史-全球”的宏观大背景，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内容，笔者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预计将聚力于以下两大核心抓手，奠定并不断完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第一，建设国内市场，强化内生发展。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以内促外、由内而外是撬动战略发挥效能、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中国是区域和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枢纽，并且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日益成为全球“供给-需求”的双中心。展望“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二项具体举措之一，突出了“双循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和内生发展的重要性。从总量上看，2018年中国创造了全球GDP的16.1%，但最终消费仅为12.1%，“产出占比”与“消费占比”剪刀差也意味着潜在的内需增长空间；从结构上看，未来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有助于在“全面促进消费”的基础上“拓展投资空间”，加快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此为基准情景测算可知，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顺应这一趋势，笔者认为，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其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更加普惠、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其三，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时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第二，培育数字经济，引领升维发展。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以“升维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将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经济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未来进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数字经济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人口素质红利”，打造新维度的供求循环。其二，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融合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其三，经济治理数字化。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天花板”，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力度与精度。
对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相并列，并明确提及“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从具体的方向看，全会提出了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笔者认为，随着“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战略性布局的确立，“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自然成为了“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最主要驱动。从顶层设计看，“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规划中最重要的关切与竞争力来源之一。展望未来，随着新基建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数字经济会迎来革命性创新，具体表现为经济参与主体实现普遍的数字化转型，而数字技术也成为社会生活质量升级的重要基石。下一个五年，数字中国将勾画出清晰的经济转型轨迹，从资源循环和资本流动的角度，植根于亚太、辐射全球的中国科技崛起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投资主线，而提速的金融开放也有望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与科技腾飞形成正反馈。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