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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海峰:学习“中国的金融管理”

发布时间:2021-09-17 15:11:08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中国银行保险报网讯

据外媒报道,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近期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采访时提到,希望“美国有中国的金融管理”。查看芒格回答提问的原文是这样的:尽管我没有说要全盘复制中国的制度体系,但我确切认为美国应该引进中国的金融管理(I don't want all of the Chinese system, but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have the financial part of it in my own country)。芒格的这个结论有上下文背景,其大意是,在英语国家中我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大危机,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大量投机者,但是政治家吸取教训不够,因为当前证券行业再一次出现了大量投机者,以及投机性业务。明智的监管机构应该提前制止这些投机行为的发生,正如中国,他们预先介入并成功阻止了投机的发生(They step in preemptively to stop speculation)。此处芒格所谈的中国案例就是不能让投机者通过平台经济向众多不适合者发放贷款,平台(投机者)不是银行不能从事银行业务(The banks have the implicit guarantee of the government, and you don't want to let any swinger run a bank)。以其在金融市场的资历与洞察之深,芒格这番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感而发。我们不能否认一个经济金融的历史事实是,“坏人”永远都存在、投机总是会出现,但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要防止酿成大规模甚至系统性后果,正如发生在美欧西方世界的两次大危机。当然,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金融与金融创新,特别是当前金融科技推动下的创新活动与业务的定位认识。

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下的金融领域中,创新动力和创新实践源源不断,但最基本的诱因还是对商业利润的追求。金融创新先行者的短期超额回报,马上会引来众多模仿与追随者,推动整个行业与市场的激烈竞争。紧盯市场份额和商业利益的金融机构,从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业务、流程与组织到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无时无刻不创新游走在金融管理与监管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边界上。垄断地位一旦形成,不管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都无法抗拒垄断利润的诱惑,资本的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从来都不是历史,而是不断上演的新现实。资本对利润的天然渴求,导致金融创新、金融动荡、金融监管的循环反复与螺旋升级,怎么解决?类似诺奖得主席勒教授在《非理性繁荣》之后呼唤《金融与好的社会》那样,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在不断反思。

面对这个古老难题,中国对金融以及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认识与定位。早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强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几年来,国家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与相关立法司法机构,在规范和监管金融活动,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保证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的平稳有序运行。近两年来,一些平台经济借助技术、信息与数据的优势,从事自身资本准备和风控能力无法应对的金融业务,为金融体系和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隐患。对此,金融管理部门等迅速出台相关金融监管与整顿政策,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等专项工作,制止也防止了风险的不断累积与突然爆发,成为像芒格这样重要国际投资者所推许的典范。

近日,据外媒报道,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决定对谷歌处以近1.77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谷歌滥用安卓操作系统和应用市场领域的支配地位。据韩国《中央日报》称,谷歌为维持安卓市场的支配地位,曾与制造商签订协议,禁止手机上搭载其他操作系统,此举阻碍了三星、LG等制造商进入操作系统市场。由此可见,在网络化信息经济的今天,包括金融科技在内的技术公司不管有意无意往往表现出滥用技术与信息霸权,造成事实上或实质上的市场支配与垄断地位。就中国的平台经济来说,既具有平台属性的普遍特征,还具有两点特殊之处。其一,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涉及的普通消费者以及普通投资者为数众多,而中国消费者包括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与能力还有待培育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手段都不够。其二,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仍处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型完善中,商品要素市场与金融市场也处在快速升级发展中。因此,从经济金融管理与调控来看,中国不愿意也不容许出现巨大市场波动以及金融动荡与危机,更不能由此影响到经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常态。

因此,作为一个建设完善中的开放经济与金融大国,中国的金融管理确实做出了一些新实践,开始引起西方现代金融国家的注意。例如,中国在遵循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原则下,坚持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包括社会稳定和经济金融稳定。面对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大潮,中国一方面全面拥抱紧紧赶上,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出台。又例如,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面对市场漏洞、市场失灵、市场垄断以及地位滥用,迅速制定出台一系列审慎管理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织牢了监管篱笆,大大扭转了“牛栏关猫”的被动状况。再例如,中国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的金融现代化进程,探索了新型开放大国金融的建设道路。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政策(包括立法)行动快,不断探索中国特色金融治理,这已经是“中国的金融管理”的新贡献。一句话,从更深层次的金融文化来看,“金融报国”和“平台利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同样重要的传统社会价值,而这在中国具有更久远的历史根源。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何海峰)


何海峰:学习“中国的金融管理”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1-09-17

中国银行保险报网讯

据外媒报道,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近期在接受CNBC电视台的采访时提到,希望“美国有中国的金融管理”。查看芒格回答提问的原文是这样的:尽管我没有说要全盘复制中国的制度体系,但我确切认为美国应该引进中国的金融管理(I don't want all of the Chinese system, but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have the financial part of it in my own country)。芒格的这个结论有上下文背景,其大意是,在英语国家中我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大危机,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大量投机者,但是政治家吸取教训不够,因为当前证券行业再一次出现了大量投机者,以及投机性业务。明智的监管机构应该提前制止这些投机行为的发生,正如中国,他们预先介入并成功阻止了投机的发生(They step in preemptively to stop speculation)。此处芒格所谈的中国案例就是不能让投机者通过平台经济向众多不适合者发放贷款,平台(投机者)不是银行不能从事银行业务(The banks have the implicit guarantee of the government, and you don't want to let any swinger run a bank)。以其在金融市场的资历与洞察之深,芒格这番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感而发。我们不能否认一个经济金融的历史事实是,“坏人”永远都存在、投机总是会出现,但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要防止酿成大规模甚至系统性后果,正如发生在美欧西方世界的两次大危机。当然,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金融与金融创新,特别是当前金融科技推动下的创新活动与业务的定位认识。

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下的金融领域中,创新动力和创新实践源源不断,但最基本的诱因还是对商业利润的追求。金融创新先行者的短期超额回报,马上会引来众多模仿与追随者,推动整个行业与市场的激烈竞争。紧盯市场份额和商业利益的金融机构,从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业务、流程与组织到各种新技术的应用,无时无刻不创新游走在金融管理与监管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边界上。垄断地位一旦形成,不管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都无法抗拒垄断利润的诱惑,资本的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从来都不是历史,而是不断上演的新现实。资本对利润的天然渴求,导致金融创新、金融动荡、金融监管的循环反复与螺旋升级,怎么解决?类似诺奖得主席勒教授在《非理性繁荣》之后呼唤《金融与好的社会》那样,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在不断反思。

面对这个古老难题,中国对金融以及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认识与定位。早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强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几年来,国家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与相关立法司法机构,在规范和监管金融活动,推进金融改革开放,特别是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保证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的平稳有序运行。近两年来,一些平台经济借助技术、信息与数据的优势,从事自身资本准备和风控能力无法应对的金融业务,为金融体系和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隐患。对此,金融管理部门等迅速出台相关金融监管与整顿政策,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等专项工作,制止也防止了风险的不断累积与突然爆发,成为像芒格这样重要国际投资者所推许的典范。

近日,据外媒报道,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决定对谷歌处以近1.77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谷歌滥用安卓操作系统和应用市场领域的支配地位。据韩国《中央日报》称,谷歌为维持安卓市场的支配地位,曾与制造商签订协议,禁止手机上搭载其他操作系统,此举阻碍了三星、LG等制造商进入操作系统市场。由此可见,在网络化信息经济的今天,包括金融科技在内的技术公司不管有意无意往往表现出滥用技术与信息霸权,造成事实上或实质上的市场支配与垄断地位。就中国的平台经济来说,既具有平台属性的普遍特征,还具有两点特殊之处。其一,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涉及的普通消费者以及普通投资者为数众多,而中国消费者包括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与能力还有待培育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手段都不够。其二,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仍处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型完善中,商品要素市场与金融市场也处在快速升级发展中。因此,从经济金融管理与调控来看,中国不愿意也不容许出现巨大市场波动以及金融动荡与危机,更不能由此影响到经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常态。

因此,作为一个建设完善中的开放经济与金融大国,中国的金融管理确实做出了一些新实践,开始引起西方现代金融国家的注意。例如,中国在遵循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原则下,坚持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包括社会稳定和经济金融稳定。面对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大潮,中国一方面全面拥抱紧紧赶上,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出台。又例如,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面对市场漏洞、市场失灵、市场垄断以及地位滥用,迅速制定出台一系列审慎管理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织牢了监管篱笆,大大扭转了“牛栏关猫”的被动状况。再例如,中国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信息化的金融现代化进程,探索了新型开放大国金融的建设道路。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政策(包括立法)行动快,不断探索中国特色金融治理,这已经是“中国的金融管理”的新贡献。一句话,从更深层次的金融文化来看,“金融报国”和“平台利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同样重要的传统社会价值,而这在中国具有更久远的历史根源。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何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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