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页 打印 放大 缩小
0

杠杆率增长的规律

发布时间:2021-09-23 08:49:27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娄飞鹏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负增长,主要发达国家采用宽松的刺激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全球杠杆率大幅上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数据,2020年底,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89.9%,比2019年底增长44.7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21.3%,比2019年底增长48.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为240.1%,比2019年底增长38.9个百分点。分部门来看,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都有大规模增长,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大幅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增长更高,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规模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较为接近。

就杠杆率在年度内实现大规模增长而言,近20年来,可与2020年相比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根据BIS的统计数据,2009年底,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31.8%,比2008年底增长29.7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66.9%,比2008年底增长28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为144.4%,比2008年底增长34.7个百分点。分部门来看,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也都有较大规模增长,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略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大幅高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规模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较为接近。

通过分析BIS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杠杆率增长具有以下规律性特点:一是在宏观经济遭到重大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杠杆率更容易有大规模增长。根据BIS的统计数据,2002—2020年,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年平均增长5.2个百分点,19年中只有5年的年度杠杆率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而2009年、2020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增长大幅度超出平均值。这是由于面对经济遭遇的重大外部冲击,流动性短期内面临较为突出的紧张局面,应对冲击本身需要流动性投放,金融市场因为风险偏好降低投资回撤,实体企业因为生产经营受阻、销售回款问题流动资金不足,需要政府采用宏观调控政策,大量投放流动性进行逆向对冲,推动杠杆率的分子债务增加。与此同时,宏观经济遭到冲击时,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增速下降也推动杠杆率快速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2020年全球GDP增速分别为-1.27%、-3.31%。GDP负增长导致杠杆率的分母减小,分子分母共同作用推升杠杆率。

二是杠杆率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易涨难跌特点。BIS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2020年的20年中,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从190.9%上升至289.9%,可以计算出年度增长的19年中只有7年是下降的,其余12年杠杆率都在增长。宏观杠杆率存在易涨难跌的特点背后有着明确的宏微观作用机制。就微观层面而言,杠杆具有把资金资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重新配置的作用,加杠杆意味着当前可以利用的资金资源较多。微观经济主体往往看到加杠杆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有内在的加杠杆冲动,进而导致杠杆率易涨难跌,甚至是带来宏观杠杆率超过合理水平。就宏观层面而言,为应对危机等进行流动性的投放容易而回收困难。在政府没有采取定向支持政策的情况下,宽松的流动性往往最后进入小微企业等领域,为支持小微企业需要投放更多的流动性。小微企业发展往往更受政府关注,从而推动流动性投放增加和宏观杠杆率增长。在经济遭到冲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宏观经济刚刚遭遇冲击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更加脆弱,回收流动性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更易于触发风险,此时难于及时回收流动性从而导致宏观杠杆率较高。

三是杠杆率上涨具有结构性特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杠杆率上涨具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分部门看,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涨存在结构性差异,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涨明显高于居民部门,尤其是在经济遭到较大外部冲击时更是如此,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出相同的特点。根据BIS的统计数据,2008—2020年,所有报告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66%,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41.1%,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16.3%。相比之下,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经济自主调整空间更大,而居民部门经济自主调整空间较小,决定了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能力较低,其不适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成为快速加杠杆的对象。分国家类型看,发达经济体杠杆率整体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更快,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更快。这背后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政府财力更加雄厚,政府政策工具较多,有足够的实力加以应对。

展望未来,杠杆率增长仍然可能经常发生,尤其是宏观经济遭到大规模冲击的情况下,杠杆率短期内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更大。这么说的逻辑在于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同时,宏观经济发展受各种结构因素影响有更大的脆弱性,更易于出现内外生冲击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面对内外生冲击,各国政府积累了应对经验,实施宽松刺激政策已经成为路径依赖,短期内会出台对冲政策加以应对推高杠杆率。2020年疫情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政府及时出台对冲政策的同时,因为金融市场和各类金融投机的绝对规模更大,也需要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从而倒逼政府不得不进行越来越大规模的刺激,进而大幅推升宏观杠杆率。显然,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规模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总之,杠杆率增长具有内在规律。在宏观经济遭到重大冲击时经济本身增速会下降,而又需要采取宏观对冲政策,这往往会带来杠杆率短期内快速大幅提高。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杠杆率呈现出易涨难跌的特点,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杠杆率越高。这意味着,杠杆率较低以及杠杆率增速较低甚至是下降往往难以出现,杠杆率所带来的风险,更多的是杠杆率过高以及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风险。对此,需要居安思危,长期坚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思路,为万一遭遇重大冲击时及时应对留下政策空间,在此过程中也要考虑不同部门杠杆率调整腾挪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


杠杆率增长的规律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1-09-23

□娄飞鹏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负增长,主要发达国家采用宽松的刺激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全球杠杆率大幅上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数据,2020年底,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89.9%,比2019年底增长44.7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21.3%,比2019年底增长48.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为240.1%,比2019年底增长38.9个百分点。分部门来看,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都有大规模增长,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大幅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增长更高,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规模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较为接近。

就杠杆率在年度内实现大规模增长而言,近20年来,可与2020年相比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根据BIS的统计数据,2009年底,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31.8%,比2008年底增长29.7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为266.9%,比2008年底增长28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体为144.4%,比2008年底增长34.7个百分点。分部门来看,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也都有较大规模增长,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略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大幅高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规模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较为接近。

通过分析BIS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杠杆率增长具有以下规律性特点:一是在宏观经济遭到重大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杠杆率更容易有大规模增长。根据BIS的统计数据,2002—2020年,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年平均增长5.2个百分点,19年中只有5年的年度杠杆率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而2009年、2020年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增长大幅度超出平均值。这是由于面对经济遭遇的重大外部冲击,流动性短期内面临较为突出的紧张局面,应对冲击本身需要流动性投放,金融市场因为风险偏好降低投资回撤,实体企业因为生产经营受阻、销售回款问题流动资金不足,需要政府采用宏观调控政策,大量投放流动性进行逆向对冲,推动杠杆率的分子债务增加。与此同时,宏观经济遭到冲击时,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增速下降也推动杠杆率快速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2020年全球GDP增速分别为-1.27%、-3.31%。GDP负增长导致杠杆率的分母减小,分子分母共同作用推升杠杆率。

二是杠杆率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易涨难跌特点。BIS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2020年的20年中,所有报告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从190.9%上升至289.9%,可以计算出年度增长的19年中只有7年是下降的,其余12年杠杆率都在增长。宏观杠杆率存在易涨难跌的特点背后有着明确的宏微观作用机制。就微观层面而言,杠杆具有把资金资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重新配置的作用,加杠杆意味着当前可以利用的资金资源较多。微观经济主体往往看到加杠杆可以获得更多收益,有内在的加杠杆冲动,进而导致杠杆率易涨难跌,甚至是带来宏观杠杆率超过合理水平。就宏观层面而言,为应对危机等进行流动性的投放容易而回收困难。在政府没有采取定向支持政策的情况下,宽松的流动性往往最后进入小微企业等领域,为支持小微企业需要投放更多的流动性。小微企业发展往往更受政府关注,从而推动流动性投放增加和宏观杠杆率增长。在经济遭到冲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宏观经济刚刚遭遇冲击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更加脆弱,回收流动性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更易于触发风险,此时难于及时回收流动性从而导致宏观杠杆率较高。

三是杠杆率上涨具有结构性特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杠杆率上涨具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分部门看,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涨存在结构性差异,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涨明显高于居民部门,尤其是在经济遭到较大外部冲击时更是如此,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出相同的特点。根据BIS的统计数据,2008—2020年,所有报告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66%,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41.1%,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16.3%。相比之下,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经济自主调整空间更大,而居民部门经济自主调整空间较小,决定了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能力较低,其不适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成为快速加杠杆的对象。分国家类型看,发达经济体杠杆率整体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更快,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更快。这背后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政府财力更加雄厚,政府政策工具较多,有足够的实力加以应对。

展望未来,杠杆率增长仍然可能经常发生,尤其是宏观经济遭到大规模冲击的情况下,杠杆率短期内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更大。这么说的逻辑在于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同时,宏观经济发展受各种结构因素影响有更大的脆弱性,更易于出现内外生冲击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面对内外生冲击,各国政府积累了应对经验,实施宽松刺激政策已经成为路径依赖,短期内会出台对冲政策加以应对推高杠杆率。2020年疫情发生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政府及时出台对冲政策的同时,因为金融市场和各类金融投机的绝对规模更大,也需要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从而倒逼政府不得不进行越来越大规模的刺激,进而大幅推升宏观杠杆率。显然,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规模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总之,杠杆率增长具有内在规律。在宏观经济遭到重大冲击时经济本身增速会下降,而又需要采取宏观对冲政策,这往往会带来杠杆率短期内快速大幅提高。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杠杆率呈现出易涨难跌的特点,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杠杆率越高。这意味着,杠杆率较低以及杠杆率增速较低甚至是下降往往难以出现,杠杆率所带来的风险,更多的是杠杆率过高以及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风险。对此,需要居安思危,长期坚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思路,为万一遭遇重大冲击时及时应对留下政策空间,在此过程中也要考虑不同部门杠杆率调整腾挪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Copyright© 2000-2019
中国银行保险报 All Rights Reserved